从古至今，改革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提升国家实力的一种有效手段，一直备受统治阶层的推崇，尤其是当国家处在兴衰转折的关键节点时。但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改革（变法）屡见不鲜，但最终成功的案例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改革意味着对国家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极有可能触动一些顽固的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要他们让利于他人；而这些顽固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是把持国家权力和资源的保守旧势力，一旦他们不支持改革，甚至从中作梗，那么即使是理念再先进的改革，也极有可能胎死腹中，无疾而终。

纵观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努力求变而积极推行的变法不胜枚举，他们中也确有成功案例，例如先秦时期的商鞅变法，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使得秦国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集权国家，并为今后秦王嬴政扫六合一统天下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再比如，北宋时期，王安石发动了旨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极大地改观了北宋的财政水平和国防实力。然而，即便是这些曾经一时风头无俩、成果斐然的变法活动，最终也难逃以失败而告终的噩运：商鞅变法为了强化集权而削弱了贵族阶层的权力，动摇了王孙贵族的势力，秦孝公死后，商鞅终难逃一死；王安石变法则由于某些不合时宜的操作使得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新法更是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支持者宋神宗去世后，变法也以失败而告终。

这些曾经看来成果斐然的变法尚难逃最终失败的命运，那些胎死腹中的案例则更是数不胜数。那么，纵观古今，在华夏大地上有没有过一次自始至终都在正确道路上毅然前行的改革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改革开放。

时至今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回首中国在这40年间的发展变化，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这些成果甚至无法用语言来描绘和形容，它潜藏在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昭然于繁华市井的角角落落，展示于经济数据的行行列列。因此，相比于再多对于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溢美之词而言，一个更加值得我们深虑的问题是，为什么唯有改革开放历经40年的风雨仍然经久不衰，一步一步深刻变革着我们的国家和社会。

从历史的纵向对比角度来看，上边我们提到过两次变法运动——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前者虽然有过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辉煌时刻，但也终因过于极端的手段和过于严酷的刑法而走向了灭亡；而王安石变法虽然以改善民生为初衷，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却脱离了原先的设想，反而加剧了百姓的负担，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如果从变法的类型来说，前者属于“效率型变革”，它是对国家的体制和法律体系进行大的彻底的变革，但所谓成也效率，败也效率，如此剧烈的变革极易引起社会的动荡，从而引致变法的失败；后者属于“活力型变革”，它并不对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法律等进行大的调整，但是期望通过部分调整来增强社会的活力，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是这种变革如果出现执行走样甚至偏离预期的情况，也会出现适得其反而最终失败的结果。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商鞅和王安石两次变法都最终失败的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触动了某些阶层的既得利益，因此，在支持变法的当权者去世后，变法也因为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而又缺少坚强的后台而走向失败。从历史上这两次著名的变法走向失败的原因中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今天的改革开放能够正确前行、持续推进的原因。首先，从改革类型上来看，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属于“活力型改革”，即它并不会变革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而是对于我们的政治制度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部分进行调整，从而提高经济的活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它并不会像商鞅变法那种“效率型改革”一样，使社会产生激荡的巨变，而是在稳步推进中渐进进行，极为有效地控制了改革的风险，使改革得以稳步推进。再者，从改革的决策者和领导者来看，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都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有序进行的，正是有了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有了无数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有了全国上下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地贯彻执行，我们的改革开放才能够始终在其正确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才能抵御种种既得利益者的打击报复而坚强推进。

从与世界各国的横向对比来看，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中，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很多地区也都曾有过改革开放的时期，但这些尝试最终都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在过去40年中，土耳其在1980年宣布开始经济改革。同年，几个东欧国家也已经开始进行经济改革。而在整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纷纷开始改革；印度也开始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亚开始经济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开始革新开放；1986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导向的全方位改革。80年代末，一批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国家开始结构改革。到1990年，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已经东欧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彻底按西方模式转型。上述这些改革有的比较成功（如越南）；有的经过多番试错，才慢慢走上正轨（如印度），但大多数还是失败了，有些还败得很惨，比如东欧的某些国家。由此可见，实行改革开放并不是必然成功，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获得如此伟大的成功，是和诸多条件密不可分的，其中最主要的条件有两个：第一是坚实的基础，第二个就是有效的政府。如果说第一个条件衡量的是一种前期的积淀水平，那么后一个条件则是衡量把这种积淀变现为经济增长的能力大小。2013年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曾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统一论断，即前一个时期为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而后一个时期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和发展。的确，从政治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经验教训（主要矛盾的认识）、理论准备（重大思想的提出）、物质基础（工业体系的确立）等方方面面来说，改革开放前都为改革开放后的腾飞做好了充分的奠基准备。但是，单单有这样的前期准备并不足以使得经济真正腾飞，这个时候一个强有力又高度有效的政府便成了关键，唯有整个政府足有有力，才能使得各种政策坚决地贯彻执行，唯有政府足够有效，才能采取最为正确的政策引导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因此，在改革开放后我们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国企改革等改革措施激发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经济的活力，通过引进外资、创办经济特区、成为世界工厂等开放举措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所有这些改革和开放的举措都将前期的积淀变现为了后期的经济增长。这时，再回过头来看其他国家改革开放的失败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要么是缺乏前期的积淀，要么是有一定的积淀但却欠缺将其变现的能力。

通过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的对比，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改革开放案例进行横向的对比，我们发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造就的奇迹是有其深刻的原因和条件的。通过与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的纵向对比，我们可以了解改革开放经久不衰、持续推进的原因：首先，作为一种“活力型改革”，改革开放并不会变革根本政治制度，而是对政治制度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部分进行调整，因此，它并不会使社会产生激荡的巨变，极为有效地控制了改革的风险，使改革得以稳步推进。再者，从改革的决策者和领导者来看，改革开放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有序进行的，正是有了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有了无数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有了全国上下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地贯彻执行，我们的改革开放才能够始终在其正确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才能抵御种种既得利益者的打击报复而坚强推进。通过与同时期其他国家改革开放的失败案例进行对比，我们又总结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使经济获得腾飞的两个条件：第一是坚实的基础，第二个就是有效的政府。如果说第一个条件衡量的是一种前期的积淀水平，那么后一个条件则是衡量把这种积淀变现为经济增长的能力大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是统一的。的确，从政治前提、制度基础、经验教训、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等方方面面来说，改革开放前都为改革开放后的腾飞做好了充分的奠基准备。但是，单单有这样的前期准备并不足以使得经济真正腾飞，这个时候一个强有力又高度有效的政府便成了关键，唯有整个政府足有有力，才能使得各种政策坚决地贯彻执行，唯有政府足够有效，才能采取最为正确的政策引导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因此，在改革开放后我们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国企改革等改革措施激发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经济的活力，通过引进外资、创办经济特区、成为世界工厂等开放举措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所有这些改革和开放的举措最终将前期积淀变现为了后期经济的腾飞。